资治通鉴卷二札记
卷二自癸丑至庚子，凡四十八年。此记论五者，其一论苏秦张仪，其二论孟尝养贤，其三论谏言之道，其四论二人共政，其五论商鞅。
苏秦以佩六国相印而闻名于天下，张仪而以诸国割地赂秦而闻名。看似风光无比，司马光记中，刚论苏秦曰“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论张仪则“倾危之士”即奸诈之人。从今天的视角看，以为外交官。于企业而言，则主对外谈判之人，即行政一方。以古之视角看为恶，于今之视角看反为善，何也？盖因主次也。凡组织之道，其第一要务必为强于内，恰如君子修身养性。其次则为对外交往，即合纵连横。故纵横之道非道，而为术也。魏王之所以被张仪所欺，实为魏王不懂治国之道，故不分主次，以至于亡国也。对于企业来讲，更应如此。即行政管理为辅，必不可完全听取之，必要先有自己增长路线。而行政管理之士则正当学苏秦张仪，使之于市场竞争而使合纵之道。
关于孟尝君养贤士，即门客。司马光评价道，“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藏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孟尝君之养门客，是以用金钱来换取人脉、声望等资产，使得得相位于齐。后齐王废孟尝，而其门客皆去。故可见，而孟尝竟事魏以攻齐。欲事秦等。故可见，齐非真以人格魅力以及精神控制，而实以金视金资产换取人脉声望等。而今日之孟尝亦多矣。西方人善于开各种 Party，是以派对所换取人脉声望。只要为人带来一些人，则为主人家暂时的门客。只要有沟通渠道，方可易进行交易等。故养门客之道于今天亦存。昔者如李嘉诚建长江商学院。再如红杉资本所做的游艇派对，均为养门客之道也。但养门客须所知，其为暂时的关系，财聚则人聚，财散则人散。但或许，这种今日形式的门客，未尝不可加以情报建设，使其为以情报为主体的机构，则可想而知其力量之大。只恐这种风险或许太高，明面从未曾听说。这种方法还需慢慢重考量。
之于二人共政，为韩宣惠王欲两用公仲、公叔为政。故对于一件事，然只能用一人，恰如一山不容二虎。倘若如此，则内部党派斗争之至。一旦群众运动走向成熟，一旦企业走向稳定，则必然出现党派的斗争。关键不在于两用公仲、公叔，而在于同一个位置不能用两人，决策权终须归于一人。但此位置与其他位置仍有搏杀，此不可免也。
最后论商鞅。自古论公孙鞅者甚多。改革从来不只是清理旧权贵，其必然要确立新权贵。换句话说，改革是相似于革命的，较少流血的群众运动。其结果必然导致成为阶级统治的新工具。商鞅革旧贵族，带来了新的军功权贵。改革开放打倒了旧的毛派权贵，又使得资本家、一批政治家成为权贵。改革的时效长短取决于旧时代的积怨深度，以及改革的红利。等到红利殆尽，则必然又发生一场改革，同时生出新的权贵。是故，商鞅改革无旧时代积怨，惟秦孝公一人之心愿。故孝公死，而商鞅死。待秦一统六国，而商鞅改革红利消失，是以汉朝的革命，不至到今日。
故商鞅真的是因为触碰了旧权贵而失败吗？我不认为完全是这样。只是商鞅为改革者，并不是改革的受益人，其并非新权贵，而被新权贵排斥，故死于非命也。
命理看人常用富贵，但富与贵有明显区分，即于这里。贵必然是某一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为贵。而富往往是在权贵确立之后，于历次变革之中取富。贵需看天时，而富或许可看些人力。
那么一个问题，改革若不可避免，如何确保果实存呢？必须待矛盾滋生较厚，但又不崩盘，而后以雷霆手段斩杀几个旧贵族，而后快速确立新贵族。是以借79年灭除四人帮之故事。但同时也看到，直到89年学潮，有八年的时间改革开放未到位，是以八年持续抗争。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国有资产改革仍出现了问题，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全貌才真正近于完善。可见改革之难，近乎五十年过渡。故以快开头，而慢收尾。
改革滋生权贵，而并非只有巨大的政治改革才行。例如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等革命，本质上亦是如此，即重新确立了新的贵族。一切创业的人，与其说用创业，不如用革命这个词。只有革命的企业才能产生新贵，如马云、比尔盖茨、乔布斯、拉里佩奇等，此才是根本的求贵之道，非大福报之人不可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