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摘抄

还在莫斯科时，21岁的邓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终生未曾改变。不妨举个例子，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1969年夏天，邓榕获准去看望仍住在北京的父母时，把邓朴方的遭遇告诉了他们。据邓榕说，知道儿子邓朴方已经终身瘫痪后，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邓小平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林彪死后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接班人的问题也变得日益紧迫。毛泽东深谙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如何处理继位的问题，并利用了这些知识谋划自己的战略。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话说死，对自己的意图给出暗示和信号，静观其变，既维持着自己的决策权，又能随时改变主意。

邓小平认为，组织一个有效率的国家政府的关键不是改变法律法规，而是为各级行政单位配备一个领导班子，交给他们实权。为了在熟悉基层情况的基础上提供有力的领导，各级干部为下一级选出可靠能干的领导人至关重要。在邓小平看来，从组织的可靠性上来说，一个领导班子要优于一名领导人，不管后者多么能干。一名领导人说不定会出事，但如果是一个小班子，一旦出了问题，其他人可以随时接过工作。理想的安排是，领导班子的成员不但能提供必要的全面领导，而且能掌握各自分管领域的专业知识，例如工业、文化、政法等等。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可以有七八个成员你，小单位也许只需要两三个人。对于领导应当如何开展工作，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活动空间，只要他们能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即可。

邓小平在1975年底接手的体制是一个烂摊子，很多能干的干部没有任何学习机会。他们的经历各异，标准统一的考试派不上用场。要到十年以后，大专院校才能提供足够的毕业生，使学历能够作为选拔领导班子的标准，甚至于中层单位干部的选拔。事实上，政府在很多年里只能依靠个人评价去选拔干部。

薄一波后来说，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记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职的造反派也会卷土重来，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领域。假如他能在毛泽东死后获得一定的统治权，他需要和阶级斗争划清界限，继续他的整顿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视“文革”为一场灾难的人与他充分合作。

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间，中国有4位高层领导人离开了人世。先是康生，他曾是中共安全部门的领导人，在他的手中有数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干部遇害，他于1975年12月去世。接着是总理周恩来，他死于1976年1月8日凌晨。红军的缔造者和早期军队领袖朱德死于1976年7月。毛主席在1976年9月撒手人寰。随着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其实，包括一些庆贺“四人帮”被捕收审的干部在内，很多人过去都曾信奉毛泽东的思想，甚至参与过实现这种理想的努力。尽管如此，“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的兴奋和释然，后来将会成为支持改革开放务实政策的深厚基础。

笔记

邓小平时代也是一本传记。读了这些传记诸如：《乔布斯传》、《富兰克林自传》、《马斯克传》等传记，我越发感觉到或许并没有什么低谷，失败只是在不断的试错，积累经验。潜龙勿用，积累的过程万分重要，也正如我现在一样，在2024年初步的尝试失败后，今年我比往常更注重积累和读书。人生的低谷正是潜龙勿用，厚积薄发而已。

我也对文革十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的教育系统在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实际上是严重退步的，直到1977年才恢复高考制度。刚刚建立的教育制度，同时也有文革十年带来各地区教育严重的落后，这是为何我父母一辈人（1968年左右，1988年左右高考）的学历如此珍贵的原因。

得益于十年抗战建立起来的威信，毛主席的权威在去世前无人可撼动。毛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最高领导人关键的两个权力在于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在政治局面中，始终保持着手下存在三个派系，激进派（例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中立派（例如叶剑英、华国锋等）、拥立派（江青、王洪文等）。三个派系必须同时而存在，而且要保证其三者之间的平衡（李嘉诚采访中亦有提到）。任何的政治会议本质上都是对这三股力量的平衡。激烈的则是完全否定批判派系的一号人物，适度批判，保留二号人物（如刘少奇和邓小平）。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毛主席过高地让拥立派得权，造成激进派和中立派的大幅度被打压，造成权力的严重失衡。而毛主席末年，在权力平衡的时候，又对中立派和激进派得权，但未完成下一个周期时，毛主席离世，进而让最后得权派进一步扩大，使得邓公走向权力的中心，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

一个领导班子究竟能否真正向前走，关键依然是领袖的带领作用。领袖掌握着集体的利益总和，负责利益的分配给三个派系。所有的领袖都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是把蛋糕做大，从而让所有派系的绝对利益不断增长，第二条路线就是让内部斗争，通过派系之间的争斗来让相对利益不断变化。若是走第一条路，那么集体就会向上，就会进步，正如十年抗战的共产党，以及非常多的初创企业。走第二条路线，往往会让集体变得臃肿而内斗。毛公统一天下，是第一条路线，但是建国后由于耳目遮蔽，年老体衰，以及对最高权力的担忧，在不知不觉中走向第二条路线，这也是文革的根本由来。邓公的改革开放，本质上依然是第一条路线，而至今仍然是第一条路线。领袖对于方向的实在是决定性作用，关键是运用权力的目的。前一条路线的权力运用是威慑下属，使走正确的方向。第二条路线的权力运用则是真正用于斗争。这就是权力。

至我读到的110页，也就是1966年———1975年的时间，更让我看到的是政治上的斗争，至此的传记写的更像是政治历史的讲解。这种政治能力其实本质上，就是管理能力，所有的组织的发展都离不开权力的运用，都离不开政治。这本书到现在正在告诉我过去的政治是怎样的。也能从中学到政治和权力。

毛和邓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在于邓在少年时期就到法国求学，同时也十分关注国外的发展例如日本钢铁产业等。而毛是本土的英雄，再加上建国后由于绝对权力而导致其他人的逢君之恶，导致毛的眼界实际上限制于书本当中，而没有和全球化的趋势的眼界相统一。过域关注内部，就会引来阶级斗争，会引来内部的冲突。邓确实把眼光放到全球，因此能实行改革开放。所以文革并不是毛主席一人之错，而是诸多因素的综合。

人事权代表的是职位的任命权力，同时也有档案掌握权力，通过人事权可以起到极大的打压政治对手的效果。

书从1994年开始记述的详细起来。1964年，毛泽东年老，有一些反思文革带来的迫害，所以打算稳住证据，同时因为1994年对王洪文失去信任后，让邓小平开始在1995年上台。1995年邓开始在工业、科学、工业、文化方面全面对激进派发起冲击，但是书中的所有地方都在体现邓的小心。邓使用不到一年的时间，让中国恢复了许多，也积累了非常强大的声誉。可谁知道了1995年底，邓又一次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但是好在毛明白邓的能力必然能在未来发展巨大的作用，因此直到去世依然没有完全发动对邓的批判。能感受到1995年底邓的绝境，好在这个绝境是以毛的离世和四人帮的终结而结束。虽然黎明正在眼前，但是1995年底到1996年中旬，邓经历的是人生中最大的绝境。

毛主席的建国后的权力，来自于卓越的军事成就，带领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人民走出来。而毛主席去世后，邓公、陈云的权力，又来自于文革时期被压迫的老干部。1976年底的邓小平复出，经过一批老干部对国外的考察，使得当时的党内达成共识，让1978年9、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成为了实际权力的交接会议。至此，邓小平掌握了军事和外交，陈云掌握了经济和人事，胡耀邦掌握了宣传方面，至此，改革派彻底当权，毛泽东时代成为历史，邓小平时代彻底到来。

所以对于人类来讲，当总体的总利益不断增大，组织就会减少内部的政治争斗，转而真正把重心放到具体的业务上。这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如今2025年，人类内部的政治分歧进一步增大，中美俄三国竞争容易引发更大的战争，这样会使各国内部团结，但各国之间的斗争足以毁灭全人类。全球市场已经基本形成，而诸如东南亚、非洲的市场还有很大潜力；除此之外，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行星之外的市场或许有可能帮助人类总体发现新的增长点。这都是未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