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喧嚣
《小镇喧嚣》
摘抄
在乡村的互动中，乡镇政府无疑仍然居于强势和上级的位置，但是，乡村之间的非科层化特征和利益独立角色，又的确给村干部留下了抵制乡镇依仗权力强势向村庄割取非体制化利益空间的可能。所以，当双方出现类似的利益博弈时，村干部首先担心的倒不一定是村乡镇外显出来的体制性权力，而是政府干部，尤其是政府主要领导以人情、关怀和请求支持工作等理由表现出来的脉脉温情。对于这种温情，村干部往往会因为抹不开情面而上套。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只能上套，因为他们清楚支撑这温情外表的权力内核。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治权力总揽一切的全能主义政治逐渐消失，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处理政治以外的经济、社会与文化事物的情况大为减少，但是，就政治与行政权力配置之内的情况看，权力集中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老洪承认我这样看问题很有道理：“这的确是一对矛盾，一方面，政府的卷入和支配是为了地方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卷入的支配又的确没有法律依据，这就会造成麻烦，造成各方之间的矛盾，主要的是政府与农民的矛盾，这其实就是目前开发中所遇到的最大问题。”
老洪从乡镇的角度为我分析了矛盾的具体表现：“我们的农民制度存在缺陷，法律允许的，实际上缺乏可操作性。按土地属于村集体，只有村组织才有权代表农民与开发商打交道，但在农户分散经营的状况下，村一级实际上难以集中农民的意志，开放商对村里的权威性缺乏信任，也不愿意与村庄直接打交道，他们更愿意找政府。但政府对开发的卷入和土地的操纵缺乏法律依据，这就带来一个麻烦，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规定，尽管并不能够阻碍政府的进入与支配，却给农民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维权提供了武器，加之近年来中央的政策越来越趋向于鼓励对农民权利的维护，这样，这种法律规定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却好像专门制造麻烦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