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摘抄：
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
从此以后，无论选举还是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永远有全国各地域人民之参加，不致偏荣偏枯。因此中国政府，始终是代表着全国性的，全国人民都有跑进政府的希望。而且实际上，也是全国各地永远都有人跑进中央政府的。又汉制郡县长官，例须逼用本郡县人，入是则中央政府既是绝对的代表全国性的，而地方政府却又竭力避免其陷于地方性。这样可使大一统的局面，永远维持。而全国各地方声教相通，风气相移，却可使各地文化经济水平，永远走向融合，走向平均，不致隔绝，不致分离。这一制度，自汉代起直清代始终沿用，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最应着眼之点。
论世家和门第的由来上面说过,汉代选举,是分那限额的,每那只有几个额,于是却永远落在几个家庭里。如是则每一郡必有几个像样的家庭,这便造成了将来之所谓世族门第,也便是世族门第必然带有郡望之来历了。当时的大门第，依然平均分配在全国各地,大概是每郡都有几家有声望的,我无以名之,名之曰门第的社会，这并非封建社会,也并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但一样有不平等。虽非封建贵族,而有书生贵族。万动之虽非工商业资本,而有书籍资本。国家的政治制度,虽并没有对那些家庭许下世袭特权,但他们因有家庭凭借,无异于有世袭的特权了。中国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起因,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汉代之察举制度。
- 论九品中正制和中国民主 - 所由与近代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不同者，仍然是一从众，一从贤。中国传统观念，总谓贤人可以代表群众舆论与公众意见。此是一理论。至于贤人而实不贤，中正而并不中正，则另是一事实。至少在曹魏初行此制时，总比以前漫无目的各自援用私人好得多。一时制度建立，吏治澄清，曹家的得天下，这制度也是有关系的。
从此可知,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惟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者缺一不可。即如唐代一切制度,也多半是由南北朝演变而来,有其历史渊源,亦有其传统精神。今天我们却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国制度,明明知道这一制度与现实不配合,却想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决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我们此刻,一面既否定了传统制度背后的一切理论根据,一面又忽略了现实环境里面的一切真实要求。所以我们此刻的理论,是蔑视现实的理论。而我们所想望的制度,也是不切现实的制度。若肯接受以往历史教训,这一风气是应该警惕排除的。在曹操当时,采行九品中正制而有效于一时,但以后此制度墨守不变,毛病从出,后来人便只怪九品中正制不好,其实这也有些冤枉。
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所以旧此点论，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又进步了。
唐代租庸调制：中国既是一个农业社会，人民经济，自然以仰赖土地为主。唐代租庸调制，最要用意，在为民制产，务使大家有田地，自可向国家完粮。耕种田地的自然是壮丁，便可抽出余暇，为国家义务服役。有丁有田，自然有家，农业社会里的家庭工业，最要的是织丝织麻，国家调收他一部分的盈余，也不为病。唐代租庸调制，大体比汉代定额更轻，说得上是一种轻徭薄赋的制度。而且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使有身者同时必有田有家，于是对政府征收此轻微的税额，将会觉得易于负担，不感痛苦。这是唐制较胜于汉代之所在。
现在再略一综述唐代的制度。论中央政府之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税收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综此几点，我们可以说：唐代后中国历史在政治制度的一个最大的转换中枢。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灭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但专就中国史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
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地在变。纵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建立。宋之于唐，只好说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
笔记
对于任一大一统的国家，皇权和相权、中央和地方永远是两条重要的线索。唐代之于汉代，对相权一分为三，进一步强化了皇权，但是对于皇权太过于集中，中央之于地方太过于集中又是不可。正如监察机构的御史台分为左右御史，左御史负责监察中央，右御史监察地方，中央想将权力进一步集中中央，让右监察取得高于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看似听命于中央，但是一旦扎根于地方，就会爆发如安史之乱等。正如文革后期时，各大军区司令拥有非常大的权力。
从人才的选举角度来看，九品中正制相较于察举制进一步扩大了政治选举的范围。九品中正制，是曹操部下陈群所创，东汉末年之混乱，使得中央之于地方衰弱，而九品中正制所创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人才的吸引力，因此在当时是好的，但是时间久后到了唐代，则由进一步变为拥护起门第，以至于形成阶级的固化，过去良好的政治制度却在未来成了弊病。没有一成不变的政治制度。以新药治旧病，旧病得痊愈，而新药反而催生新病。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唐代的自由兵役制度造就了一直绝对强大的军队，使得唐代于世界取得了独一无二的强大地位，但是军队自给自足，自成一体，使得中央逐渐丧失了对地方军队的完全控制权，从而使得最后藩镇割据相较于过去之最严重。三省六部制开始契合当时的生产力，可是军队却走错了最关键的一步路。想唐代不过三四代帝王。从唐太宗到唐玄宗，不过三代人，百年的时间造就了最辉煌也是最混乱。
倘若是由中央派遣文官到军队处理，亦是困难，正如当代的政委和司令员，将军和军师之地位到底如何平衡？之于唐代，将军高于军师，则藩镇割据，天下混战；之于宋代，文官高于武官，则积贫积弱，被外敌所侵。所以也就是军队控制权由文官担任，指挥权由武官获得，同时正如江泽民主席当年定下的军队一律不得经商之关键。1978年之后的军队一旦从商，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几乎必然会早就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场面。近代军阀混战之于今天不过百年，短短三代人的时间，如果无法了解这些政治事物，很难对这些事物敏感。江泽民主席在总结自己一生成就的时候，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军队一律不得从商，当时并没有那么强的感觉，但是以政治为视角探查整个中国的历史，就知道军队一律不得从商的关键之处。1995——2000年，随着邓公的去世和国际环境的突变，加之以改革开放的浪潮，实际上军队的风险很大，如此之决策确实关键。